大国之路——闲谈大国复兴（第二部）
作者：王伟

从“中美战略对话”谈中美战略性接近 

1949年建国为起始，中美关系已经经历了3个阶段，最初是纯粹的对抗，抗关援朝和抗美援越战争就是这个阶段最明显的标志。到了上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昔日的“老大哥”在中国北方陈兵百万，而与此同时，前文所说西方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正被美因人自己所瓦解，冷战格局恰处于“苏进美退”的态势，中关在国家利益上出现了首次“交集”。而1971年，深陷越战泥潭的尼克松政府正面临着美元的第三次抛售狂潮，处于内外交困的状态，毛泽东非常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最佳时机，使得美国总统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对--个未建交的国家进行了近乎于“朝拜”式的访问。也是从这一年开始，中美之间理论上存在的共同利益逐渐成为了现实，中美政府之间开始接近，美国得以“体面”地撤离越南，申国的国际环境也开始大幅改善，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于1971年得以恢复，和西方阵营的大多数国家开始恢复外交关系。 
    到1979年元月中美正式建交，这一战略转变算是基本完成，中国与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进入了一个稳定、共赢的阶段。从共同利益的角度说，这个阶段的利益交集主要在于地缘安全。就经济而言，西方国家当时主要还是把中国看作是--个潜在的大市场，除此之外并没有过多的考虑和研究。这种稳定状态维持了大约十的时间，至1989年开始走向终结——这并非因为谁作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只是随着苏东剧变、冷战结束，作为当时中美形成战略上的默契的基础不复存在了。至此，中美关系开始进入到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这主要是因为美方对中国的战略定位混乱不清，在苏联行将崩溃的1989年，美国就主动扬弃了对华的战略默契的外交政策，转而将中国作为“共产主义的最后堡垒”，要一鼓作气将其“拿下”，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 
     由此开始，克林顿时期提出过“战略伙伴”说，后来布们就任伊始又提出了“竞争对手”说……但就总的趋势来讲，那段时期中美关系是在向恶化的方向走，中国的外部环境要比1989年之前差很多，而责任主要在美方——宣扬中国威胁论、支持中国分裂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科索沃争期间轰炸中国使馆……当时的种种事件明美国正在沿着冷战时期的惯性思维为西方世界构建一个潜在的战略敌人，中美关系到此已经走到了“谷底”。 
    中美关系的“触底反弹”按照通常的说是在“911事件”之后，但就笔者看来这只能作为一个时间上的标志点而已。事实上，中、美两国在所谓的“反恐战争”中并没有女多的利益“交集”，相反，美国对我国新疆分裂势力的袒护将中美之间仅有的一点潜在的利益“交集”也压缩掉了，同时，美国对中亚在地区的渗透还对中国西部的地缘安全和能源安全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显然，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不在地缘，在当然更不可能来自于意识形态，那么答案就只能在经济领域中来找。中美关系回暖并不是因为什么“反恐战争”，但其引子的确是“9.11事件”：上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的美国政府对中国经济的认识还停留在上个世纪80年代，而1981年之后，美国GDP中的大部分就开始主要来自于消费，制造业产品出口并不是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经济上说，按照这个思路看中美两国还真找不到什么必须合作的理由，当时中、美交恶，在很大程度上便来自于美方的这种判断。在那情况下，中国1993、1994年的汇率以及出口策调整都没有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而中国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角色，则是从那时起开始生了质的变化。 
    到上世纪末，中国已经初步有了制造业大的气象，而在那段时期，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却让美国的“金融大鳄”们从东南亚国家走了数十年积攒的财富，同时也把这些国家制造业杀了个七零八落。中国当时同样受到不小的损失，出口受到严重冲击，当年经济长为7.8%，大大低于其他年份，但从长远，这反倒巩固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变相提高了日后“中国制造”的出口竞争力。早些时候，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经济在“休疗法”和美国主导低油价的内外夹击下崩溃，中国因而获得了大量的廉价人才及原材，这同样也是在巩固中国的“世界工厂”地。”9.11事件”之后，美国股市的庞大泡沫破裂，国内市场面临大幅通货膨胀的压，此时只有大批进口廉价消费品才能抵消通，于是，前面所及的中、美经济共生体便应而生，这也就是为什么中美“入世”谈判会完成于2001年的原因。 
    “入世”成功之后，中国基本算是完全进到了世界贸易体系，之所以加一个 “基”，是因为不少发达国家对我们的贸易壁垒存在，原因在上一小节已经提到过，即主要在经济利益冲突，而是因为其产业向外转移导致国内制造业从业者利益受损，西方国刻对中国挑起贸易摩擦多半是为了转移国内的不满情绪，是政治性的问题。不过，这对大的趋势并有太多影响，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就此成。由此开始，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也日渐开始清晰，表现就是两国的接触开始增多，冲突开始减少，冲突的烈度开始下降。 
    今年开始的中美战略对话可以视作中美关系进入到一个战略“拐点”的标志，同样也标志世界格局在冷战结束之后将迎来又一个战略“拐点”。2006年、2007年的两次中美战略对话，给人的初步印象是中美开始了自197I年以来的又一轮战略接近，这之前，两国在客观经济规律的“强制作用”下结合成了经济共生体，而从现在开始，两国则可能开始主动去完成这一结合——被动地让规律“推着”走和主动地“顺着”规律走，其结果是有很大区别的。 
    冷战后对世界体系变化影响最深远的事件是什么？是伊拉克战争？还是现在的伊朗核危机？它们的“份量”似乎都不够，更像是历史改变的“标志”而非“动因”。在笔者看来，真正的变化应该始于欧元的诞生和中国经济的崛起，这不只是一时的棋局变化，而是棋手的改变——美国霸主地位的支撑来自其庞大的消费市场和H元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欧元区所带来的正是一个同样庞大的市场和一种可能取代美元的新的货币。欧元区国家与美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缘，有着近乎一致的意识形态、政治体制以及经济制度，如果将世界经济体系比作一条食物链的话，欧元区国家与美国恰恰也是最接近的，在美国之后，欧盟成员国经济也先后进入到了“工业化后”时代，而由于有相同的政治经济体制，所以欧元区国家经济如美国那样向“虚拟资本主义”过渡也就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十年来，欧盟对华贸易逆差已从最初为美国的30%猛增到现在的60%。 
    西方发达国家的虚拟经济，其利益来源是用金融产品换取发展中国家所出口的实物产品，本质上则是这些国家的净储蓄。现在们美国经济已经吸纳了全球净储蓄额的70%，因此，欧美之间围绕世界净储蓄的矛盾是无论如何都无法绕开的，上文所提到的那些“高度一致”在这一冲突面前将变得毫无意义，就如两次世界大战前各西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样。今天，美国货币霸权所面临的最现实威胁恰恰就来自于其昔日盟友所发行的欧元，而这一冲突到目前为止已经导致了科索沃、伊拉克、黎巴嫩的“两场半”战争以及现在的伊朗核危机。 
    美、欧货币霸权争夺的最终标的物是世界净储蓄，而世界净储蓄的主要产生地只有一个，就是东亚——世界产业布局经过一系列变化之后，制造业主要都集中于东亚地区，而且这一地区具有深厚的储蓄传统，目前世界2/3的净储蓄额来自这里。 
    20世纪90年代，东亚各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还是比较均匀分布的，但1993,1994年之后，中国凭借其先天固有的优势、强大的工业能力以及庞大的国内市场开始对东亚经济形成整合，而亚洲金融风暴又在客观上加速了这个过程。近十几年来，日、韩、东南亚诸国及港、台地区的贸易顺差从主要来自欧美变成主要来自申国大陆，东亚内部贸易率从90年代初的不到30%提高了60%。中国“入世”之后，东亚经济格局从先前的均匀分布演变到现在的中国对欧美统合进行贸易。 
    正是这个“出人意料”的变化最终彻底打乱了西万国家最初设想的理想世界:原本，无论货币霸权如何分配，贸易顺差都分散在各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中无论任何一个对此都不具各发言权，而彼此之间对欧美贸易顺差份额的争夺也便这些国家很难结成严密的同盟，只能被动地接受欧美争霸的最终结果，而其它发展更加滞后的国家将无可避免地居于“食物链”的最底层。 
    最初，东亚经济出现整合征兆时美国也汗就何所察觉。激化朝鲜毕捣局势、激化中日矛盾、激化南海主权矛盾、支持台独势力，都可以理解为美囚对东亚经济出现整合趋势后的最初反应，就是设法重新打散东业经济布局，阻断东业经济的整合过程。显然，现在的事实证明这些手段都没有奏效，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制造业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中国政府在面对周边潜在冲突时超乎寻常的定力。 
    世界上未必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但中国这20多年来的付出的确是有回报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一直面对着周边潜在的地威胁和国内民族主义的一片骂声，在这两重压力之下却还依然故我地维持着可以说有些笨拙的隐忍政策，而其回报则是：2001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崛起已经将东亚地区的贸易顺差高度集中了起来，美国贸易逆差2/3来自东亚，其中中国一家所占份额就超过了一半。一个延伸出来的效果是，由于中因制造业产品出口对其他国家保持着优势，使得这些国家不敢随意调整本币的汇率，必须紧盯人民币汇率，这就使得中国可以逐渐地间接主导东亚各货币的汇率变动，从而建立一套新的区域货币关系。就这样，原先西方国家想定的国际新格局因为突然间加进了中国这个新棋手而被彻底颠覆了。整合了东业经济的中国主导着世界2/3净储蓄额的流向，而无论美国还是欧洲，对净储蓄的来源地则没得选择。 
    至此，对比197I年，虽然环境和主题都已改变，但当时的那种感觉却又回来了：对美国而言，所谓的双赤字政策至今已经积累了数方亿美元的债务，且其双赤字目前正以每秒两万美元的速度增长，双赤字的扩大便得大笔的美元无法回流到美国，于是便造成了国际范围的美元过剩。在这之后，非常可能是一场世界范围的大通涨，现在从石油到食品一连串的价格上涨便是先兆，这种大通涨一旦发生意味美元以及美国的国家信用都将迎来末日。欧元崛起之后已经成为欧盟内部贸易的主要流通货币，一部分铸币权已经从美国手，滑落到欧元区国家，而且欧元的强势已经在此之前抵消了美联储多次加息的努力。 
    再来看中国的手中有什么。如前所说，以中国为核心的新东亚产业布局已在成型之中，而围绕人民币的新的货币关系又使得我们拥有了“有中国特色”的“币缘”优势，离开中国，无论美国还是欧盟都根本不可能完成与东亚的经济对话。与之相对向是，如果美元本位制国际货币体系最终崩溃，那么世界范围的丝济衰退肯定不可避免，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过不下去了—— 中国13亿人的国内市场消费能力还远没有开发出来(有人说中国经济将步日本后尘，恰恰是没有看到中国的这一潜在优势，美国在对日谈判上能压制日方，原因就在于日本国内消费早已饱和。)由此不难看出，在这轮中美战略接近中，主导权依然在中方手中。 
    上一轮中美接近，中国所解决的是地缘安全问题，而这次，我们的利益首先来自经济。从产业布局上说，目前中国所整合的还只是消费类产品，在发达国家产业体系中，这块所占的比重仅仅是1/3一1/4，真正的“大头”在于重工业化工业，以机床的数控化来说，目前中国刚过30%，而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提60%，美、日为70%。换句话说，中国的工业化道路还远没走完，同样，发达国家的重化工业重新布局也才刚刚开始，中国未来一段时间的出口经济核心就在于靠“外需”与内需一同拉动工业化进程。中四对外贸易80%靠美元结算，和美元完全割裂，在一夜之间仅仅去依赖剩下的20%是不现实的。美国建立在货币霸权上的军事霸权反过来是美元最有力的支撑，从这点上看，美元的稳定性会高于欧元。当然，这些并不能抵消上文所说中国在这场博莽中的“非对称优势”，这种优势是根本性的，而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明显地显现出来。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笔者在文中自始至终都使用的是“接近”而非“结盟”，同盟是排他性的，是可以长朋、稳定存在的。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当我们处于国家架构重新“洗牌”的时朗，在国家关系中任何对“长久”、“稳定”的追求都是不切实际的，甚至可能适得其反；美国与美元的前景至今仍不明朗，同时美国近斯在国际事务中的表现使得其国际形象变得非常糟糕，使得任何国家都难以找到把自己刊美国完全捆绑在一起的理由，中国当然也不例外。“中美战略性接近”这个总的“纲领”对中国与欧盟国家、与俄罗斯等国的关系而言，所意味的是改变，但并不是疏远。而从历史来看，我们不能忘记：在二战最终战局面尚未敲定的1943年，美英两国基于未来货币体系主导权的政治斗争就已经展开，而在冷战中的60和70年代，为分得部分铸币权，西欧国家同样曾刻意增加美元在金融市场的流通次数以加大同一时间内美元的流通量以此引爆了美元危机……同样，中美战略性靠近不等于说中美棋局中对抗的成分从此就烟消云散了，合作与对抗必然将同时存在，中国在国家基本利益问题上，哪怕是一分一毫也仍然需要通过主动进取才能得以解决。
    此文最后一部，第三部请看《舰载武器》2007第9期